外语要如何学？
--外语逆向学习法刍议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 何自然
外语是教会的，还是学会的呢？我的回答是，外语是学会的。无论老师还是学生，都要研究外语要学些什么，如何才能学会、学到手。有人以为有“名师”就出“高徒”，其实不一定。名师如何教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这位老师自己是如果学成的，他能不能以自已学外语的体验，启发学生的悟性，让学生根据自身的情况把外语学好。
传统的外语学习大都遵循着这样的路向：先打“基础”或练“基本功”。所谓“基础”或“基本功”，说的是：外语得从音素、音标、字母学起，接着是强记单词、词组，然后是按语法规则造句，最后是靠单词表或词典的释义来理解和翻译短文、篇章。这样学习的结果使学习过程枯燥无味，学生迟迟不能开口说话，越练越提不起兴趣。正因为兴趣提不起来，先前的学习热情顿失，枯燥的“基本功”越训练越觉得枯燥，也就越不想学外语，从而形成一种外语学习过程的“恶性循环”。
初学外语，不敢大胆实践（上述的学习路子也抑制了实践的冲动，无从实践）；尽管老师不断鼓励我们在实际中使用外语，但他在我们面前却往往扮演着“判官”或“警察”的角色，对我们说的和写的外语要求严格，处处“纠错”，结果，我们本来对用外语表达思想就有几分胆怯了，现加上老师的所谓严格要求，就会因怕指责而越发不敢开口和动笔，错了怕丢面子、错了怕受责备的心理形成我们在外语学习过程中的重重障碍。
可见，强调纠错其实是外语老师教学的一个误区，对学生的外语实践要求过严，误以为纠错才是对学生负责，才会让学生练好“基本功”。老师强调纠错而导致我们学习积极性受到压抑的同时，另一方面，在我们在学习外语的过程中他又会对我们要求过宽：学外语发音，只要求我们发出的音与汉语（母语）相近、类似；学习词语，也只要求我们满足于记住与汉语看似对应而实非等同的外语词语，老师往往满足于我们能做到用外语的多种结构表达同一个汉语的意思，但就不去引导我们区分不同表达方式的不同使用场合和可能产生的不同效果。这样训练的结果使我们说起外语来，要么语惊四座，让人膛目结舌，要么失去体面和礼貌，让人、让己都感到尴尬难堪。
上述的现象使我们思考这样的一些问题：为什么学外语一定要遵循着一个所谓先“打基础”后“学交际”这样的从下而上的路向？为什么学外语都得先从学音素发音和认写国际音标开始？为什么学外语都得先学发音、后学单词、语句，然后再学语段、篇章？为什么我们不能改从上而下的路向，首先学会交际，然后才回过头来学语段篇章的理解，再来分析语句结构、确认单词在语句中的意义，最后再在交际中练习和纠正发音？
学外语的这些反传统或者反习惯的方法，就是我在这里提倡实践的外语逆向学习法。
逆学法的设想始于逆向思维。逆向思维是人们的另类思维方式。我们如果受某种习惯势力或心理定势的影响，往往会因循守旧地按某种思维定势办事。当这种习惯性思路和实践不能带来预期的成果时，我们就应尝试改变思路，另觅蹊径，而不应只顾搬用过去的不成功或不够理想的做法。这就是逆向思维，即摒弃习惯性思路，“反其道而为之”。
逆向思维作为一种思维方法，可以说是“另类”的。也就是说，它与正向思维、常规思维不同，它的思维方式往往是人们意想不到的，思路中充满对立、风险、新颖、反常规的表现。下面是外语逆向学习法，即外语逆学法的一些设想和观点。
一、以读促诵、以诵促用
学外语分两个环节，一是领会，一是复用。领会指读和听，即输入，复用指说和写，是输出。人的知识和熟巧都是先领会，后复用的。要复用得好，就要有足够的领会，学外语的领会是阅读和听。我们这里先谈读。
如何读？要大量阅读。只有大量阅读，才能为以后的复用创造有利条件。读什么？
内容上，要求先基础后专业。有针对性的专业阅读材料也是必需的，但是在具备足够的基础英语阅读能力之前不宜过早涉猎专业英语。
程度上，我们要阅读一些在我们英语水平以下的材料。每篇文选不论长短，原则上要求不查词典能读懂其中80%，文选里新出现的词语和结构要限制在５%左右，有些靠上下文就能猜出意思。
方法上，不同时期反复多次阅读同一文选，温故而知新；精选自己喜爱的段落作为背诵片段；读过的材料包括熟读能诵的片段都必须复用，如写摘要、做口、笔头复述等来巩固所学，做到温故而创新。
二、以写促听、以听促说
读和听都是领会，但两种技能的掌握过程是不完全一样的。为听而听，看着听力材料去听对听力提高没有帮助。听是领会技能，但难度较大，为提高听力，这里的逆思维是以复用技能的写来促进听说的提高。
如何以写促听？我们主张通过大量听写来加强听力训练。听写是一种综合技能训练，有听力、理解力的问题，也有其他手段（写的速度、词语结构的熟悉度，内容的理解度等）的能力问题。如果通过听写来训练听力，不但能把听力提高，而且也会促进说写技能的进步。
具体的做法是：
１）听一个完整的材料，先笔头后口头或先口头后笔头复述大意（困难的材料用前者，稍易的材料用后者）；
２）对听力材料反复细听，力求将全部准确听写下来。这种方法可以提高我们掌握语言知识和技能的综合能力。
写促听，既练听，又练写，是否听懂取决于是否写得出来，靠着这样的“另类”训练，可以让我们在听力得到增强的同时，我们的拼写能力也相应得到了提高，语音语调也会因多次重复而便于模仿，从而得到改善。
如何以听促说？写和说是学外语的两个复用环节，以听过写下来的材料带动说，可以克服我们不敢开口或开口质量不高的缺陷。这是提高听和说的能力的一个“另类”做法。
要求“严格”的老师往往不允许我们在口、笔语实践中出错，重复犯错还要受到惩罚：扣分，直到不及格。“有错必纠”是一种正向思维，但用于外语学习却是不利的，它会使我们长期存在一种心理障碍：学外语怕出错，因出错了就要扣分，扣分多了就不及格，不及格就要补考，补考不及格就毕不了业。于是不敢放开去学，不敢大胆运用外语，对外语实践产生畏惧感。
如果我们提倡以写促听，通过听和写出来的材料练口语就会提高我们学外语的信心，就会改变我们的学习态度。如果老师为鼓励我们将听到的写下来、多听多写，写出正确语句越多就越得高分，那么我们就能消除学习出错要扣分的心理障碍，运用外语的积极性也就大大加强，产生渴望实践、勇于实践的愿望。如果我们再将听写出来的东西再用口头表达出来，说错了不追究，说对就加分，这不但使我们练习了口语，而且还在听和写的过程中学会慎密思维和提高表达熟巧。以听写下来的材料练说，是值得我们提倡和尝试的。
三、求异存同
外语学习会涉及到汉外两种语言的比较。我们的逆学法也会在这方面带来一些新启发。
我们学习英语音素发音时，老师往往会强调英语的某个音素与汉语某个音相近或相似，好让我们容易掌握。可是，我们往往会被这个“相近”、“相似”的说法误导。因为我们会因此而按汉语的发音来读英语，以为两物相似或相近，意味着无须细分。结果，我们的英语发音带上了浓厚的汉语口音。同样，当我们学习英语词汇时，也会因这种误导而随便将英、汉语词等同起来使用；学习英语语句时，这种习惯又使我们仅满足于把意思说出来，而不去认真区分意思相近或相似语句的不同使用场合，造成语用上的失误。
学习外语，同母语做比较是必要的，但逆学法要比较两者之异，而非两者之同。学外语要轻“同”重“异”或者说求“异”存“同”。这就是说，学习中两种不同语言的“同”可以淡化，而要重视两者之间的“异”。吕叔湘先生(1977)就曾说过，英语和汉语的比较，“有不同的地方，也有相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用不着特别去注意，因为不会引起问题，要注意的是不相同的地方。”他还说，“拿一种语言跟另一种语言比较，就会发现有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彼此不同，第二种情况是此少彼多或者此多彼少，还有一种情况是此有彼无或者此无彼有。”可见，比较两种语言，不能以为了解两者相近或相似之处就满足了。总之，比较时要轻“同”重“异”，要求明“异”存“同”。比较两种语言时，如果以求同为目的算是一种正向思维的话，那么，以求异为目的就是一种逆向思维了。
四、从上而下
人们常说学外语从“基础”开始。所谓“基础”，就是“从下而上”地学习，在学好外语基础知识的前提下进行外语实践。这一来，老师的教学重心放在语言形式和结构的讲解，向我们灌输语法知识，要求记忆大量词汇，纠正外语发音。结果，我们的语言“基础”倒扎实了，但在跨文化交际的环境中，我们的语言知识并不能有效地被激活，更不会灵活地调用。我们的交际能力无法跟我们的语言知识相匹配。我们设想，我们的外语学习可否一改过去的做法，不从语言内部结构入手，改为将注意力放在语言外部表达，着重培养运用语言交际的能力？这种逆学法放弃按步就班、从下而上地学，放弃先“打基础”后“学交际”的方式，改从一开始就学语言交际，然后再慢慢地消化所学，用从上而下的“逆学法”来学外语。“从上而下”地逆学外语其实就是反传统的逆向思维。
所谓外语教学的语用路向，就是学外语先学语用，然后再考虑外语知识。孩童年代的母语习得就不是先学母语拼音，而是直接从表意开始的。
孩童学话时说出的语句可能不完整，但那不完整的语句其实潜伏着一个完整的意思，这个意思对接近孩童的亲人就能完全意会出来。成年人的外语学习与母语习得可能不尽一致，但一开始就学说话而不学音标、不记发音规则、不背语法规则，这对学外语的传统路向而言是背逆，但对获得外语能力的过程而言，上而下的路向是很值得在未来的教学实践中加以验证的。
五、主体转移
这里说的“主体转移”，是指外语教学要将“重教”转移为“重学”。我们不怀疑外语教学实践中教师的作用。过去，我们甚至强调过外语教学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组织好课堂教学，使学生掌握外语。我们今天提出的是“教”与“学”主体的转移的问题：人们是怎样掌握外语的呢？
外语到底是教会的，还是学会的？我们又回到我这个讲话开头提出的问题了。
我国已故的外语教学法专家王才仁教授在他所著的《英语教学交际论》（1996）中提倡英语教学二主体论（pp.72-100）。他这里强调教学中教师和学生都是主体，但他的分析却十分独到。他认为，两个主体就是教师和学生，两种活动方式，就是教和学；当学生作为主体时，学生要学会英语，而当教师作为主体时，教师则要教学生“如何学好英语”的规律，亦即是要教学生如何学会英语。王教授这个见解无疑是说，无论从学生还是从教师的角度看，作为外语的英语教学的最终目的都是要“学会英语”，因而说明外语是学会的。
既然外语是学会的，教学归根到底还是以学为主了。从“外语是教会的”这个传统观念到“外语是学会的”这个以学为主的认识，正是逆向思维在外语教学中的体现，是我们这里称为逆学法的核心。以教为主的“教会”转到以学为主的“学会”是基于下面的思考：到底是老师教会我们使用英语的呢，还是我们从老师那里学会使用英语的呢？答案是后者。老师可以让我们“领会”外语的某些规律，但他不能取代我们按规律去“复用”这门语言。
从“外语是教会的”这个“重教”的目标出发，老师只会因循守旧地、按步就班地给我们“打基础”：他们教英语就先教音素、音标，后教词语、句子结构，再来语段、篇章分析；教听力就让我们为听而听；教口语就要我们为练讲而讲；他们只求我们硬记单词但不过问我们使用得是否合适、得体，他们不许我们讲英语、写英语出错，强调“有错必纠”等等。
如果我们一反这个传统认识，运用逆向思维将目标从“重教”转移为“重学”，认定“外语是学会的”，那么我们就等于多长了“心眼”，看到一些平常看不见的东西，提出一些平常不会提到的设想了。
这时，学习外语与习得母语的过程一样，应在学会表达意思的同时，注意交际中所用的词语并不局限于词语本身的意义。要学会表达出交际意图，为此，初学时允许使用不完整的语句，要鼓励自己运用有限的外语能力来让交际对象领会自己表达的意思。这一来，学英语的过程完全可以不再从下而上，即从学音素、音标、词语、句子再到语段、篇章；提高听力不再为听而听，而是结合语境来听，方法上可以先阅读而后听，边听边写；学口语也不一定为讲而讲，而是结合语境来讲，方法上可以写中练讲，讲后加写，写后再讲；一向以为必须强记单词的做法就会改为为表达而记，为使用而记，为运用得合适、得体而记；记住的不只限于孤立的单词，而是配合语境和联想，记住短语、句子、语段、甚至完整的篇章。我极力提倡背诵，因为我们可以因此做到出口成章，从“背诵”中得到别的学习方法得不到的优越。
我在开头提到人们常说的“名师出高徒”。但这里强调的不应是“名师”，“名师”们之知名归因于他们本身的成就。“高徒”之高才是重要的。“名师出高徒”这句话的真蒂在于学徒因勤奋而从名师那里获得悟性。在名师指点下而获得的这种悟性一旦充分发展，就会取得成就，成为出自“名师”的“高徒”。同理，“外语是学会的”这句话并没有否定教师的功劳，而是强调外语是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自己把它学会的。只强调教师而忽视学生“学”是不全面的。忽视学生本身悟性的培养，外语就学不会。说“外语是学会的”，不是否认教师的作用，相反，没有教师的点拨，要学会外语也难，但我说要“学会”，不说“教会”，是要强调我们学外语要培养悟性，要悟出学习规律，要按照自己的具体条件，悟出学习的路子。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科书？
我们提倡逆学法，当然要有一套配合逆学法的教材。这样的教材是什么样的呢？
首先，它以二主体论的教学原则出发，一切为了学。教材的每个步骤都应该考虑“外语是学会的”这个原则。
其次，要有配套的教材组合。我们把上面谈到的逆学法归纳出下面这样的一套资料。在组织出版这套资料之前，我们可以按照逆学原则，在坊间现有的教学资料中根据自己的情况配备：
1）阅读材料：我们要有难度小、内容实用、有趣的、供大量阅读用的文集；
2）范文：我们要有一本短小精悍的、供学生朗读和背诵的范文集；
3）听力光盘：我们要有一个听力光盘和配合光盘内容供听力训练后检查效果的文字材料；
4）常用语句手册：我们还要一本实用的、以外语交际为目的的常用语句手册，里面要突出我们对两种语言求异存同的理念，而且要贯彻“上而下”原则的学习规律。这样，学生可以从这本小册子里学习模仿英语交际，在学生之间、师生之间设想某些特定的现场，进行模拟的外语实践。
我希望在不久将来，有热心外语教育的同行赞同逆学法，并编出这样一套配合逆学法的教材。
何自然，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广州外语学院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所副所长，教务处处长，全国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任语用学与社会语言学研究室主任、学术刊物《现代外语》编委副主任。曾任广东省高等学校教师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英语学科评议组组长、广东省翻译人员高级职务资格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四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以及国际著名学术刊物《语用学学刊》(journal of pragmatics)、《跨文化语用学》(intercultural pragmatics)的编委及特约审稿人。受聘为包括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国内多所高校的客座教授；曾任广东省高等学校教师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英语学科评议组组长；现任广东省翻译人员高级职务资格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四届学科评议组成员；是第一批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学者。
何自然教授曾开设英语、英语语法、语言学概论、翻译、语言与文化、英语写作及当代语言学、句法学、语用学等本科及研究生课程；并在博士生中讲授语用学、语言哲学、语言逻辑、认知语用学等学位课程，指导语用学方向的硕士及博士研究生以及博士后研究人员。
何自然教授自1978年以来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近二百篇，出版了国内第一部语用学著作——《语用学概论》（1988），出版其他有关英语语法及语用学的译著、论著及合著十多部，如《语用学概论》(1988，2002)、《现代英语语法教程》(译著，1990)、《语用学与英语学习》(1997)，《语用学探索》（2000），notes on pragmatics (《语用学讲稿》)（2002），《当代语用学》(2004)，《英语语用语法》(2004),《语用三论：关联论•顺应论•模因论》(2007),《英语语用学》(译著，2009),《新编语用学概论》(2009）和《语用学十二讲》（2010）等。2010年，任《创新大学英语》（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10）全套教材的总顾问。据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统计，何自然教授的论著在各学科论文中被引用次数多年来都排在全国前列，具有相当大的学术影响，入选2008年中国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家名单。
